在中国近现代史中，农村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较为贫困的状态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尤其是抗战大后方的省份。这些地区的生活条件远不如江南富饶的水乡，物资匮乏，民众艰难度日。
抗战时期，除了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（如日军在秋收季节抢粮的地方）和受水旱灾害影响的地方外，农村的大部分民众生活相对稳定。他们依靠本地资源进行自给自足，基本的民生需求并不依赖于法币的交易。而且，部分农村居民可以将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周边的集市上出售，以较好的价格换取低档的工业产品。即使生活困难，农村人民最担忧的并非远在重庆的政府财政政策，而是那些地方的权贵和军队对资源的强夺。那些从事技术工种的工厂职工所受影响较小，因为他们生产的许多产品是民众生活必需品，随着物价的上升，工资也会相应上涨。而城镇地区的低技能劳动者和小商贩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，他们处于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和官员的压榨之间，难以维持生计。
展开剩余77%这些劳动者和小商贩每天都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，甚至时常忍受饥饿之苦。由于他们的生活依赖货币经济，他们比农村人民更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。在这动荡的经济环境下，他们必须每天作出调整，以避免财务上的亏损。
然而，最受政府财政政策错误影响的群体，莫过于军人和城镇居民，尤其是那些薪资固定的群体，如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等大城市的居民。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，生活水平与政府的支付能力息息相关。尤其是成千上万的军人，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。在南京时期，虽然各地的军队薪酬水平不同，但总体来说，中央军的军饷较为合理，根据统计，即使是普通士兵的收入，也能够与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民相媲美。然而，随着抗战的深入，军饷成为了全国最低的收入。到了1941年，军饷无论如何调整，都远远追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。到1944年，一个上等兵的月薪已经无法购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，甚至只有三到四包香烟那么多。食物质量的急剧下降，使得军中士兵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。
在军队中，士兵的生活状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。一些高级军官，即使是奉公守法的，也会因为薪水不足而生活困难；而一些基层指挥官则能够依靠战争中的机遇，强夺民间资源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，从而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。这些军官将士兵的薪饷压榨到最低，甚至逼迫他们通过武力向农村民众索取生活所需。1942年，当时都市工厂职工的月薪为600余元时，士兵们却只有10元左右。尽管士兵的生活极其艰苦，但在抗战的历史记录中，很少有大规模士兵因饥饿而死亡的案例，除非是壮丁被征召参军。腐败的军官通过压榨民众让士兵得以勉强生存。
从1942年到1943年，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，军人面临的困境愈发加剧，士气和战斗力大幅下降，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。相比之下，昆明作为当时中国大学的集中地，生活条件相对较为稳定，但也并不轻松。尽管昆明省没有直接遭遇敌人的侵犯，然而米价飞涨导致大学生和教职员们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。蒋梦麟曾透露，在昆明大学，许多教职员工的薪水根本不足以购买米粮，不得不依赖稀饭度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重庆市的一担米售价为20余元，而在昆明却高达120元。这个差距说明了当时经济形势的严重性。
大学生和教职员的数量也不容忽视，战时每年约有5000名大学毕业生，因此在校大学生数量大致在20000至30000人之间。虽然大学生群体和教职员群体的人数与军人相比相对较少，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没有困苦，尤其是在大多数学生并未直接参与战斗，而是以储备人才的身份存在。与农村地区的农民相比，大学生和教职员的日常生活依旧远为优越，但在经济压力面前，他们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困境。
随着抗战的深入，年轻人是否应服兵役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。法理上，所有适龄青年都应承担国防义务，不论他们是学生还是普通民众。然而，战时许多大学生却因特权享受免于服兵役的待遇，这一现象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。尽管大部分学生和教职员清苦度日，但仍有少数心态自视高人一等，认为自己应当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，而忽视了在抗战中的实际贡献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公务员也通过依附权力机构规避了兵役义务。
特别是在战争初期，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已经陷入混乱，学校的搬迁和教育的保护成为了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。这种特殊待遇导致了军人和学生之间的矛盾，随着特权的不断蔓延，越来越多的高官子弟和年轻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机关，免除了兵役，成为了战时特权阶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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