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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我们认为公元前350年秦国实施的“商鞅变法”是战国中期的重要标志，但如果深入探讨中原霸权变迁的关键事件，真正的起点应是公元前352年的齐魏“桂陵之战”。在这场战役中，魏国试图通过扩展疆域来巩固其霸主地位的战略最终未能成功，损失了数万精锐的“魏武卒”，不仅与赵国结下了深刻的仇恨，还因秦国偷袭河西而左右为难。同时，齐国和楚国趁机挑战魏国的中原霸权，使战国的局势重新陷入混战。魏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无法分兵西顾，这也为秦国“商鞅变法”的顺利推行和秦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契机。
“桂陵之战”实际上是孙膑“围魏救赵”战略的组成部分。后世常赞美孙膑的战略思维和战术布局，但从客观角度来看，这场“围魏救赵”的战略并未取得预期成功，且“桂陵之战”本身是一次军事上的惨败。齐国崛起的光辉掩盖了这场战略失利的阴影。本文将深入剖析“桂陵之战”的前因后果，特别解读齐威王在整场战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公元前370年，魏武侯去世后，太子魏?与其弟仲绶展开了激烈的王位争夺战。仲绶寻求韩懿侯和赵成侯的支持，韩赵联军随后在“浊泽之战”中击败了魏军并围困了魏?。但韩懿侯与赵成侯在如何处理魏国内部纷争上产生严重分歧。韩懿侯主张让魏?与仲绶共享王权，保持魏国统一；而赵成侯则建议诛杀魏?扶持仲绶，并提出割让城邑作为对韩赵联军援助的报酬。
展开剩余85%因理念不合，韩懿侯展现出仁厚之心，连夜撤军回国，而赵成侯孤掌难鸣，只得带兵回返。最终，魏?（即魏惠王）成功稳固了自己的权位。公元前368年，他先后击败了韩国和赵国，鉴于魏国在“四战之地”所处的地理劣势，魏惠王主动邀请韩懿侯与赵成侯重新缔结盟约。虽然盟约名义上达成，但双方裂痕难以弥合，魏惠王更采取亲韩疏赵的政策，暗中孤立赵国。
到了公元前361年（魏惠王执政九年），魏惠王将都城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至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此举加剧了魏赵矛盾，原因主要有三：
第一，领土纠纷极为复杂。三家分晋后的领土错综复杂，经过多年的封邑交换，表面上勉强保持完整，但赵国故都中牟（今河南鹤壁）与沁县（今山西长治）却像楔子一样插入魏国腹地，随时可能切断魏国北部核心地区，包括重要的经济和农业重镇邺（今河北临漳）。
第二，军备问题尤为敏感。周朝灭商后，战车成为衡量诸侯实力的重要指标，魏国的战马供应主要依赖赵国。随着魏国东迁，加强对淮泗地区诸侯的控制，遏制齐楚的挑战，魏国在邺城加派驻军，引发赵国恐慌，赵国因此减少了战马供应。
第三，战略层面，中山国对于魏国如同“燕云十六州”对于北宋，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区。要稳固中原霸权，魏国必须推进至中山国，东压齐国，北震燕国，西钳制赵国。然而赵成侯视中山国为必争之地，且担心魏惠王以借道攻伐中山，坚决拒绝魏国借道请求。
魏国存在的这些领土、军备、战略难题，理论上攻灭卫国就能解决。但卫国奉行中立政策，向魏、齐、楚等强国朝贡，是诸侯间贸易的重要枢纽，并与韩国有紧密的经贸联系。断绝卫国的贸易道路，等于切断了他们的经济命脉，这对于魏国来说后果难以承受。魏国尚无力单独抵抗齐楚联合的围攻。
在魏惠王眼中，秦国是蛮荒之地，灭秦还需付出巨大成本；楚国疆域辽阔，与晋国争霸已百年，虽衰落但仍能拖魏国入战火；齐国相对稳定，宋国已成附庸，燕国暂无威胁，韩国则为军事盟友。唯独赵国是魏国的世仇，且具备争夺霸权的强烈野心，魏惠王一直等待合适时机进攻赵国。
公元前355年，赵成侯发动对卫国的进攻。魏惠王派使者向诸侯声称要替卫国“主持公道”。诸侯们只要自身利益不受影响，便支持魏赵两国拼死相斗，纷纷派使表示支持。魏国集结十余万军队，由庞涓统帅，开始围攻赵国都城邯郸。邯郸城池坚固，民众抵抗意志坚定，围城战持续三年，消耗了魏国大量财力和物资，严重影响了其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。
《史记·赵世家》中记载：“二十一年，魏围我邯郸。二十二年，魏惠王拔我邯郸。”这一围城战给赵国带来了极大压力。
公元前391年，田和驱逐齐康公，历经八代、两百多年努力，田氏最终实现“田氏代齐”。虽然田氏背负“乱臣贼子”的骂名，但公元前374年田午通过政变除掉田剡，自立为齐桓公。此举引发燕、魏、鲁、卫、赵等国的入侵。田午妥协于贵族，加强内部团结，提升军事实力，收复了失地桑丘。
齐国依托雄厚的财富和人口优势，在短短十余年内迅速恢复了国力。公元前356年，田午去世，由年仅22岁的田因齐继位，是为齐威王。韩、赵、魏三国趁齐国国丧，攻打灵丘。齐威王请求赵国和宋国调停，最终促成与魏、韩的和平，显示出其卓越的政治手腕，但骄傲的魏惠王对此却未加重视。
公元前355年，魏惠王虽想攻打赵国，却忌惮齐国力量。得知齐威王沉迷酒色、内乱频繁，便放松警惕。随着魏赵战争爆发，齐威王拜邹忌为相，广纳贤才，储备粮草，训练军队，同时向魏国大量倾销物资，既获财富又缓解魏王的猜疑。齐国因此经济充裕，能招募更多“技击勇士”，强化军队战斗力。
公元前353年，赵国邯郸告急，急遣使求援于齐楚。段干朋提出攻打襄陵（今河南睢县）以解邯郸之围，“围魏救赵”策略雏形由此形成。然而襄陵战略价值有限，魏惠王与庞涓并未动摇围攻邯郸的决心。待魏军围攻邯郸时，齐威王果断率兵八万营救赵国，孙膑将“围魏救赵”改为攻打魏国都城大梁。
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记载：“今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罢于内。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据其街路，旻其方虚，彼必释赵而自救。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
齐军八万出征，但仍延续春秋贵族领军传统，魏军则是职业军队，武器装备标准化，实力更胜一筹。孙膑建议田忌派出约三万军队，从临淄和高唐两地都大夫率兵攻击襄陵。齐军在魏军夹击下大败，但拖延了魏军数日，拉开距离，迫使魏军加快回援，疲劳不堪。
剩余的五万齐军在孙膑巧施“减灶计”误导庞涓，令魏军误以为齐军粮草减少而不敢追击。推测庞涓根本无意追击齐军，因战略目标已达成，即保住大梁。魏军返回大梁休整时，驻守桂陵（今河南长垣西北）隘口的魏军先头部队遭齐军伏击，全军覆没约两万。
齐军虽损失逾五万，齐威王却并未大发雷霆。五都（临淄、即墨、莒、高唐、平陆）贵族私兵折损过半，齐威王顺势收回军权。对于统治者而言，数万将士牺牲是值得的代价，桂陵战役击溃魏武卒、震慑诸侯，且赵国割让数城，齐威王赢得名利双收。由此，田氏齐国迈入辉煌时代，成为中原霸主。
魏惠王时期，魏国虽难灭赵，却可轻取邯郸、攻占中山、压制齐国，魏国威望大增，诸侯军事经济联合封锁，齐国再挑战魏国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魏赵冲突背后，22岁的齐威王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。
“围魏救赵”未能助赵夺回邯郸，齐军伤亡是魏军的两倍。公元前351年，“襄陵之战”中齐宋卫联军败给韩魏联军。齐威王不得已请楚国令尹景舍调停，割地赔款。赵成侯则与魏惠王结盟，收复邯郸。军事层面上，齐威王争夺霸权属失败。
但“失之桑榆，收之东隅”。“桂陵之战”与“襄陵之战”虽令齐国贵族私兵大减，齐威王却趁机掌握军权。魏国虽在对赵、齐、秦作战均有胜绩，但农耕和贸易基础被动摇，财政空虚。齐国掌控经济命脉，影响战争规模和胜负。因此齐国出兵时已完成经济与政治布局，无论“围魏救赵”成败，齐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。
文献参考：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《资治通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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